上半年,企业的经营形势如何?企业自身在经历哪些新的调整和变化?企业经营者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波动与前景?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困难和诉求?下阶段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广东、浙江、江苏、重庆、湖南、江西等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调研了百余家企业,并与30余家企业、多位经济学家深度对谈。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谢玮 石青川 郭志强 伍素文 广东、浙江kaiyun全站人口、江苏、重庆、湖南、江西报道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主体和关键动力。企业的感受关系着下阶段宏观政策发力的方向、节奏、力度。
上半年,企业的经营形势如何?企业自身在经历哪些新的调整和变化?企业经营者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复苏进程中的波动与前景?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困难和诉求?下阶段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周刊》派出多路记者,前往广东、浙江、江苏、重庆、湖南、江西等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调研了百余家企业,并与30余家企业、多位经济学家深度对谈。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起“百家企业上半年经营形势问卷调查”,问卷共涉及半年度企业运行情况、全年生产经营形势预判、 当前企业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政策建议四个方面共42道问题。
截至发稿,共收集到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江西等10余个省市的115份企业答卷。从企业规模看,参加调研的115家企业多为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行业遍及生产制造、建筑业、农林牧渔、批发零售、物流运输、外贸进出口、住宿餐饮、文旅娱乐、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其中,生产制造占比最高(69.57%),其次是信息技术服务业(8.7%)。
从企业性质看,私营企业占据绝大多数(76.52%),其次是股份制企业(14.78%)、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5.22%)。
《中国经济周刊》调研发现,行至半年,在复苏进程中不同类型和行业的企业分化态势明显。
传统产业企业面临市场需求不足、回款难、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等难题,而依托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则是另一番景象:订单增长迅猛、提薪扩产能、加大科研投入
分化倒逼转型。不同产业“冰火两重天”的现状,使得企业家们追求“动力转换”的紧迫性大为增强,他们或调整结构,或开辟“新航道”。更有企业家果断抓住机遇,在原材料、土地价格较低时大胆投入,等待需求回暖。
企业经营者们普遍认识到,如果不向高附加值价值链攀登,就只能陷入存量博弈困境。大家迫切地感受到转变发展方式、转化增长动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增长模式变革、增长动力转换,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阵痛”,当然,也必将酝酿新的机会。
企业普遍期望实实在在的惠企政策,减少税费负担,破除隐形“门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从项目审批、要素保障、财政金融支持等方面制定政策,采用相对积极的经济政策,以合适的方式拉动经济稳定复苏增长,增强企业信心。
“信心”是企业经营者频频提到的关键词。正视问题、直面挑战是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关键。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经济学家们普遍表示,要扭转当前的经济形势,必须推动有效市场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依靠宏观政策发力助力经济更好复苏,在迈向高质量发展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市场需求不足、企业回款难、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这是2023年上半年很多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生存现状。硬币的另一面是,依托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企业呈现了另一番景象:订单增长迅猛、提薪扩产能、加大科研投入
《中国经济周刊》通过调研百家企业发现,在纺织、陶瓷、钢铁、有色等传统制造业面临需求不足、营收和利润下滑明显、形势严峻的同时,以医药、信息、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势头较好。
《中国经济周刊》百家企业调研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有所增长的企业共50家,整体占比43.38%;44家企业表示上半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整体占比38.26%;另有21家企业表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整体占比18.26%。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市场加速复苏。而相比餐饮、旅游市场的火热,主攻外贸的企业却感到了一丝“寒意”。
“今年上半年订单比去年同期降了10%~20%。”在佛山经营陶瓷企业的王婉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公司的内外销比例已经由4∶6调整至5∶5,“整体出口大概降了20%,其中越南市场掉得最多”。
这使得公司的库存压力陡增,王婉蓉预计“增加了起码20%”。库存压力大,公司不得不考虑提前停产,“估计我们很快就停窑了,以前要到10月、11月才会停窑,今年如果库存还是这样,就考虑提前停掉”。
“我从来没想过,今年市场行情比疫情期间还差。”王婉蓉叹气道开云全站,感觉市场疲软,订单稍微有一点量,客户就会压价。一来缺少大订单,二来客户压价,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0%~20%,利润则同比下降了近10%。
对于深圳一家主营风扇等生活用品的外贸企业经理刘俊而言,上半年的行情也有点出乎意料。
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上半年企业销售额下降得很厉害,经营困难很直接,面临着订单和收款的两大难题,很无奈。
4月,在广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俊对市场前景很有信心。时隔3个月,他却表示:“情况比预计的还麻烦。前几天我去伙伴工厂,去年美国订单占他们收入的80%,今年上半年他们基本没有来自美国市场的订单。另外,而刚刚我得知本来要合作的一家配套工厂倒闭了。”
刘俊表示,风扇这类季节性产品,一般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生产周期。也就是说,当年夏天销售的风扇,应该在前一年12月至当年3月完成出货。当前就处于去年订单已经消化完、新订单比较少的时候,有些配套厂商就撑不住了。“如果以此推断,3至6个月之后,也就是说9月至12月,可能也会有部分厂商经营出现问题,甚至倒闭。”
订单萎缩,是上半年不少外贸企业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对于另一些企业来说,则面临着“内忧”内卷带来的价格战。
“国内产业太卷了,价格战不打不行,低价抢订单只为养活工厂。”6月中旬,中部一家PCB(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2019年前,该公司PCB大部分产能在国内,但随着消费电子砍单、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他将公司PCB产能逐步向东南亚转移,目前留在国内的产能只有30%左右,且这部分订单都是薄利或者亏损。
“公司订单断崖式下滑,就算有也是零散小单。”该公司负责人陈小小向记者介绍,在出口板块,一两年前,客户订单动辄可达10万套/单,而从去年下半年至今,订单量下降至2000套/单的水平。而内销板块,国内竞争激烈,价格压力很大。
“以前很多工厂是用出口利润来养活内销,而现在出口业务下滑,这条路行不通了。如果只做出口不做内销,就更没生意了。” 陈小小说,许多同行和同片区企业也面临同样情况。
佛山一家聚焦储能市场的上市公司,多年来布局打造从锂矿、碳酸锂、电池材料、电芯、储能系统到电池回收的全锂电产业链。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蒋霁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企业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传统业务、传统市场面临外需下降、内需不足,总业务收入增长乏力。而面向新能源储能市场的业务尚未启动,公司面临动能转换问题。”
东江实业主营业务为邮轮旅游与邮轮制造。在船的原材料中,钢材的价格反应比较典型。周琢说,由于需求下降,钢材的价格上半年都处于低位。“但近期我们还是能看到上涨的预期,所以趁钢材价格不高,提前签了钢材供应的大单。”
需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下游企业订单的减少,可能传导到产业链上游,致使整个市场景气度都不高。
张锦程是浙江一家经营了30余年的铜加工企业负责人,其下游客户多为机械制造、电子零部件制造业企业的配件工厂。这些配件工厂生产的电子元器件最终流向富士康等电子制造业企业,或是宁德时代等新能源企业。
2021年底,因为疫情,外部需求暴涨。彼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张锦程还表达了“增长的烦恼”。现在他直言,与当时相比,形势大变,“比那个时候情况恶劣得多,产销量跌了50%”。
张锦程说,龙头企业的产业转移对于需求造成的打击很大,并且不可逆。手机、电脑等个人电子设备的散热片等基础零配件需求,已随龙头企业一同外迁。
“我们的下游反映,富士康的需求相比5年前下降了70%~80%。”张锦程说,作为上游原材料的铜产品,势必受到影响。他自己企业长期供货给富士康及其周边产业链企业,此前供应量约为500吨/月,如今已经下降到了20吨/月。而这部分销售收入,曾占总销售收入的四分之一。
“我们有家苏州的客户是富士康的供应商,最近刚去马来西亚建厂。如果他们一走,他在我这里的订单就流失了。”张锦程说,“他们可能会给国内市场带回来一些订单,但对我们来说于事无补。”
蒋斌的公司从事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领域,下游客户主要是电厂、化工厂等企业,“上半年企业没什么盈利,但也不亏”。
蒋斌向记者介绍,企业长期为一家德系日资注塑机企业提供零配件。从供应情况可以看到,对方的产量已经同比下滑了近50%。
服务于注塑机行业,蒋斌看到,整体产业链上下游都在衰退。从上游来看,一些化工厂生产的塑料ABS市场需求量急剧下降。上半年,塑料ABS已由高峰时期的约15000元/吨下跌至约10000元/吨,即便如此,“市场的需求反而更少了”。另外,从货款延迟的情况来看,客户的资金链也很紧张。
有个比喻非常形象,把经济看作是一艘膨胀中的巨轮,企业都在甲板上。巨轮每年都在膨胀,所以甲板一直可以容纳新人。如今,巨轮膨胀的速度在放缓,甲板不同结构、位置的面积开始调整,被调整的区域,不但无法吸纳新人,旧人还得往船下掉。
广东江门一家主要生产叉车、搬运车、起重机等设备的机械制造企业上半年虽然保持盈利,但当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外销订单下降。
“我6月份去了一趟越南,当地的经销商都说现在需求量少了。我去他们仓库看,还有很多货没卖完。”该公司负责人曹虎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这种趋势从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三星、富士康等大厂都减产了,越南做电子加工、做鞋子的也都减产了。”
曹虎表示,该公司主要的海外产能集中在越南,当地的订单下降幅度达30%。从海外看,全球订单都在减少,中东、南美市场也在减少,俄罗斯市场稍有增长。国内的需求则下降了约10%,“说实话,现在国内的需求除了新能源及其相关厂家外,其他都很平淡”。
曹虎盼望着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世界把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上,这样的话,欧美的那些需求量就会多一点,公司今年生产经营形势可能才会好些。
“2023年上半年是盈利的,但盈利水平逐渐下降。开云kaiyun全站app手机下载”某国产高端美妆品牌企业负责人董琦则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回顾过去数年,2019年该企业盈利水平达到最高峰,2022年该企业利润水平大幅度下降。今年该企业比往年更加努力,但盈利水平依然下降,“每个月都处在亏损的边缘”。
在董琦看来,零售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在下降,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进口品牌也从高端市场开始进入中低端市场竞争,内卷非常严重,整体营销费用在大幅度提高。线上线下都是这个状态” 。
贸易摩擦不断、逆全球化抬头、通胀风险加剧在多重因素冲击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需求都在萎缩。
飞盈供应链是一家从江苏南通迁移至重庆的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王娴告诉记者,一季度,该公司主营业务服装外贸出口同比下降了12.3%。该公司主营对美业务,王娴说,美国客人今年下单比较谨慎,订单量同比去年下降40%左右。
在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看来,需求减弱的根源还在于海外,“美国的订单越来越少,制造出来的商品没人要了,自然原料没人要、设备也没人要” 。
在浙江一家铜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张锦程看来,外需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疫情期间外需的反弹掩盖了很多问题,其实疫情前外部需求已经走弱,“前两年太好了,大家的问题在今年集中暴露了出来”;二是部分产业的外迁,影响到了整个产业链,“其实疫情前也是在转移,只是这两年被需求的增长掩盖了,现在一降下来以后,完全是猝不及防”。
多位产业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上半年,尽管一些传统产业遭遇订单需求下滑、内卷严重的挑战,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内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科技型企业正在快速崛起,他们正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我们现在产品供不应求,尤其海外市场订单需求非常大。”6月下旬,一家从事光刻胶生产的企业负责人宁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公司有一款产品技术在国内比较领先,在国内市占率超过30%;海外市场销售也很不错,“现在就是原料进口手续有点繁琐”。
宁丰说,他们生产的光刻胶还属于较初级的产品,正在考虑往高端市场布局,研发和设备都已经开始在筹备。
安徽一家集成电路研发生产企业则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公司今年上半年业务增速尤为迅猛。
“2023年持续加大投入,上半年销售同比增长约50%,公司一直处于盈利状态。我们根据2022年的经营情况,全体员工薪资进行了普调,平均薪酬上涨,2023年公司新增人员约70人。”这家企业的董事长陈泉告诉记者。
目前,陈泉的企业已经启动IPO申报,同时还在建设新的产业园,总投资11亿元,预计2025年建成后的产业园将推动公司生产规模快速增大。
陈泉预计:“公司2023年生产经营会保持较高增速,预计销售额、利润将同比增长超过50%。政策层面,希望政府对公司固定资产投入、研发费用投入、税收等给予一定支持,开云kaiyun全站app手机下载做大做强企业。”
江西医为特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医为特”)是一家专注于泌尿外科结石领域新技术成果转化的创新型高新医疗科技企业。
上半年,医为特营运指标向好,同比2022年盈利有增加,该公司透露,“人员薪酬会有所增加,无裁员计划”。
医为特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公司有计划扩大投资,并将产品出口欧洲。他们预测,未来市场需求会有向上增加的空间,会加大产能投入和新品研制。
“今年公司要实现全年销售额比去年翻一番,这是我们年初的目标,现在没有任何变化。上半年已经快要赶超去年下半年最旺的时间了。” 广州一家专注研发听力防护等产品的公司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调研,该公司负责人胡军称:“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这几年发展还不错,未来预期也比较乐观。”
江苏一家不愿具名的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负责人朱樊向记者介绍,2023年一季度经济复苏趋势较为明显,与民生相关的电梯、家电、电力电气等行业市场需求形势良好。该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基本持平,净利润同比增长20%。二季度以来房地产、汽车等重点行业需求持续走弱,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压力。但该公司上下团结一致,克难求进,基本保证了产销规模的稳定。
亿航智能是一家载人自动驾驶航空器的创新企业,主打低空通航+智能制造。今年一季度,在新客户订单和交付量持续增长的推动下,该公司总收入2220万元,环比增长41.6%,同比增长283%。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亿航所在的城市空中交通(UAM)领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从技术到产品都是“从零到一”的创新,这也为政府的管理以及企业的扩大发展带来一定挑战。近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的正式发布,无人驾驶航空器行业的发展路径更加明晰。
从调研中可以深刻感受到,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信息技术产业,都更加迫切地感受到转变发展方式、转化增长动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面对眼前的困难,企业普遍“迎难而上”,或积极开拓内外市场,主动推动转型升级;或延伸产业链,寻找新的增长点。
“我们企业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工业品的需求上不来,我们还有军品和民品,可以做一些冷暖设备、地暖、空调的配套。”蒋斌向记者表示,面对当前形势,只能更努力地开拓市场,进行多元化转型探索。
但为了降本增效,该企业已经开始裁员,“上半年已经裁了两人,估计下个月还要裁两人。”蒋斌说,“现在一个人就忙得过来,多留人也没用。原来薪酬一人一万,成本是3万。现在一个人干,给他提升个三四千元他也愿意,企业还省了1万多元。毕竟是私营企业,实在挺不过去,就只能裁员了。”
虽然身处自动化行业,但蒋斌也经常担忧“人”的问题。自动化的好处显而易见,制造过程更加精准,产品更加标准化,安全事故也极大地减少。“机器代人”后,企业经营者管理也更加容易。
“那么问题在于,人往哪里去?以前工厂需要300人,现在可能100人就够了,剩下的200人如何分流?”蒋斌感叹道。
销售少了、利润低了,怎么办?在佛山经营陶瓷企业的王婉蓉说,该公司在市场投入方面变得更加保守,同时将聚焦发展东南亚、南美、开云kaiyun全站app手机下载国内的华东这几个重点市场。企业用工也存在工资、社保、人才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等压力。她表示,暂时没有降薪或者裁员的计划,但如果再过两个月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有动作了。
陈小小则向记者表示,除了订单下降,公司还面临着厂房租金上涨、用工成本上升、新产品研发的资金太高无法支撑、企业断贷风险等压力。玩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工人。工人薪酬水平随着市场水涨船高,每个月七八百元的社保也是一笔支出。此外,厂房租金也在上涨。
“其实就是因为没订单,才会去纠结这些东西。”陈小小说,不过公司并不打算降薪或裁员,无论有多困难都会坚持维持下去。
“有天我们在市政府开会,有家企业负责人对我说,你们企业搞了30多年,第一年碰到难处,你觉得这就结束了?这句话点醒了我。”张锦程向记者直言,过去30多年,别的行业或许也有碰到沟沟坎坎,但铜的总需求量一直蓬勃增长,“公司也在这个行业赚了30多年的钱,今年是第一年开始亏损。那么是不是总需求开始下滑,拐点已经出现了?企业也不敢太乐观。”
张锦程坦言,为降本,上半年该企业已经裁员30多人,占总人数的比重达1/6。这是该企业建立30余年来的首次,“从八几年建厂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主动裁员几乎没有。”但企业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上半年已经如此亏损,未来作何打算?张锦程说,该企业也在考虑向下游延伸,做深加工,但这还需要一定的投入,但不能太多,因为“下游本身的利润也不高”。
是依靠成本价格优势“卷赢”其他同行,还是另辟蹊径,寻路高质量发展的赛道?在“存量”逻辑下,传统企业可能并没有太多选择空间。
先锋软件集团执行总裁汪志坚同样透露,虽然没有做调研,数字方面不好说,但是主观感受不是很好。该公司在软件行业做了30多年,依靠自身多年的沉淀还能保持一定增长,但很多同行却并不好过。“尽管现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很多软件企业都在经历裁员、减薪、拖欠工资,大量的IT企业实际上没有享受到这一轮数字经济发展的福利。”
一些现象也让汪志坚感受到隐忧:“从我们这半年收到的简历就能看出,经历裁员的软件人员增长迅速,并且从当地主管部门对我们关心的程度也能感觉出,经济承压应该很重。当地主管部门几乎每季度都会来问我们经营数据,看有没有增长。”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经济保持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创业创新的关键主体。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仍有隐形门槛高、融资难、“一刀切”等问题阻碍着企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企业的“急难愁盼”,不可等闲视之。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帮助企业稳住阵脚,才能更好帮助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头。
《中国经济周刊》调研发现,企业们期盼的主要政策支持依次为:进一步降低企业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费;出台扩大消费政策;提供纾困资金;自动延期到期贷款,延长还款期限,提供短期应急贷款;提高出口退税率,提供出口信贷支持,稳定企业出口;加大基建投资规模。
其他个性化诉求包括:稳定政策,杜绝“一刀切”;对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一定的补助;减少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的检查督察;希望政府能督促开发商及时支付拖欠的工程款;政府部门要有育商政策等。
在广州一家专注研发听力防护等产品的公司负责人胡军看来,当前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还不够大,在一些领域中小企业面临多种“门槛”,影响到了企业的积极性。
胡军向记者表示,一方面,中小企业规范化运营的成本一点也不比国企、大公司少,小微企业曾经的“弹性、灵活”优势越来越弱,但享受待遇方面却难以相提并论。“比如退税,国企、大型企业很容易获得退税,但对我们就是各种限制。”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往往会遇到各种资质要求门槛,“比如国内有些生意,明明用了我们的产品,但我们没有卖的资格,需要通过有资格的中间商去销售,被赚差价”。
胡军透露,公司在广州、佛山的工厂都是租用厂房,虽然一直很想投资拿地建立自己的产业园,“但我们民营企业就算有销售额,愿意出钱也没资格去做一些类似的投资”。
另有从事系统开发的民营企业负责人直言,该公司开发的系统在某些特定专业领域数一数二,过去多与国企用户合作。但现在不行了,欲向国有背景机构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常会要求找一个国企背景的企业出面洽谈合作、签订合同,否则免谈。而出面的国企什么实质技术工作都不用做,就可轻松获得收益的30%。
飞盈供应链从江苏南通迁移至重庆,该公司总经理王娴多少感到有些“水土不服”。
她举例称,比如在人才引进方面,重庆从事服饰外贸的人才较少,员工需要从零开始培养,或者从江浙沪等地招聘引进,如此一来人力成本不降反增,“迁入西部后人力成本增加了30%”。此外,物流不畅、产业链供应链等配套不完整也是困扰企业的问题,“我们需要的面料、辅料都要从浙江、广东等地长途运输过来,物流和时间成本都有增加。”
王娴直言,一直听说政府在出台纾困政策,但并没有享受到相关利好的经济政策,甚至没有获悉政策的渠道,“并不知道有哪些好政策,有哪些企业可以享受”。
另有企业向记者坦言:“国家出台对企业利好政策,等我们企业知道信息以后再去咨询,得到的回复是政策已经过期作废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帮扶一家国企好过帮扶10家中小民营企业。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帮扶中小民营企业可能需要耗费精力,但真正需要解决就业、刺激消费,还是得靠中小民营企业。”胡军说。
西部某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淼认为,民营企业在融资贷款时无论是息费还是额度都依然得不到满足,与国企比显得非常困难。他举例称,民营企业拿林权证很难融到资,即使能贷下来,1000万的资产只给100万额度,但国有平台公司用林权证贷款就很容易,“我们中小企业很难遇到银行给降费减息的政策”。
属于工贸一体的飞盈供应链管理资金需求比较频繁,王娴表示,工贸一体的外贸企业账期都要3~6个月才能回款,这期间就需要垫付原材料钱,工人工资需要按时支付,再加上民营企业融资门槛高、渠道少、需要抵押物,贴息补贴难以及时到位,长年都会出现流动资金困难。
王娴说,目前一直在关注融资政策,但感觉落地效果不好,企业融资门槛依然很高,“希望对我们这类实实在在做业务,解决大量就业岗位的企业进行金融支持,开通以订单、设备等抵押形式的融资渠道”。
肇庆的玩具厂商陈小小则希望,银行及各大金融机构能够保证企业不断贷,合同到期可以无条件免本续签,不用整天“找人过桥”付出额外的成本;政府可以集中有效调动工业厂房的分配;大力扶持制造业实体,给予各项特别优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在软件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江西先锋软件集团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融资问题,其执行总裁汪志坚透露,先锋软件集团去年与井冈山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在井冈山地区拿了1000亩的地,并计划总投入30亿元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这30亿中就有一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
汪志坚说,截至目前银行的息费依然很高,“我了解到现在很多国企的融资利息都降到了3%左右,而我们依然在5%以上。民营企业在这块压力很大。降息的政策,并没有落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的利息也能降到3%的话,每年的资金成本可以节约近亿元”。
“融资现在还是不错的,我们企业税收较好、产值也还可以,银行经常来访。不过我们没有需求。” 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向记者坦言,“但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银行钱贷不出去是不正常的。”
浙江铜加工企业负责人张锦程则表示,目前企业对于融资没有需求,“现在贷款利息很低,手续也很简便,银行变着法子让企业贷款。以前需要担保,现在可以纯信用,各种评估价值还有调整空间,反正各种能开的绿灯都给开了。”
“我们这边的银行鼓励我们去买各种工业用地,花一个亿买地,他给我两个亿贷款,很夸张。”张锦程坦言,与前两年相比,融资成本几乎降了一半,“现在拿两个亿的利息,可能比前几年拿一个亿的利息还要低”。
然而,面对这样的诱惑,张锦程表示:“不动心,以前吃过亏,也这样拿过钱,后来利息涨到10%,你受得了吗?”
从事美妆行业的董琦则称,目前融资需求较小,集团有较好的现金流和信誉,银行愿意主动贷款,“但对于其他很多真正缺钱的企业,融资能力弱、困难很大” 。
长三角某高电压测试领域的制造企业负责人王明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上半年受益于疫情结束后的需求反弹,企业整体经营情况良好,实现了盈利。但与往年同期相比,利润明显下降,主要是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上涨导致。
“企业目前并没有融资打算,有几家银行给我们的贷款额度还没有用完。” 王明表示,企业的困难不在资金,希望政府能够协助解决发展用土地问题。企业有意扩大产能,但没有土地,很多产品只能存放在户外,想在工厂附近建设人才公寓和研发中心也遇到土地指标的困难,“希望政府下决心支持,让存量土地真正发挥作用”。
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重庆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笠感觉工程行业处在寒冬腊月。林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上半年经济感觉很不好,政府平台公司负债极高。在工程业务方面,回款非常艰难。工程咨询业务方面,也因为工程企业受影响而受限很大。
林笠说,目前最难的是资金链,因为缺乏资金,公司的管理越来越难,常常不得不面对拖发工资、裁员等情况。
债务问题则更加棘手。林笠说,当地的几家大型地产公司欠上下游企业的债务很严重,他们已无力偿还,即使法院判决了,执行方面也并不顺利。“我们这类与其合作的工程公司过得很难受,对债务问题束手无策,现在只能搁置,长时间等待,数千万的账款只能看不能摸。我已经看到好多同行因为这些原因被拖垮了。”
不仅中小微民营企业面临需求低迷、回款难等挑战,一些国企也同样遭遇了回款难题。
江西一专门从事磁选装备研发的国有企业,2023年上半年整体经营情况较好,同比略有增长,盈利近2000万元。
该公司负责人张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是应收账款回款较慢,利润率低。内部需求市场减弱电子元件电路板类网站,恶性竞争加剧,内卷严重。我们预计今年公司经营形势整体会略低于去年。”
引起这样猜测的导火索是对税务的感受。不止一家企业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尽管税率没有调整,但今年上半年开始所缴纳的税款增加了。
重庆一位不愿具名的制造业企业负责人郭小川认为税收负担要高于去年:“税负似乎更重了,尽管税率并没有明显上涨,但税务稽查力度加大,执法变严格。有些之前能合理避开的,现在都要补上。”
补贴也是企业判断政府财政是否宽松的标准,郭小川说,在当地节能环保相关政策导向下,“油改电”使得公司每台产品的成本增加了两三千万。“尽管政府表示积极响应政策有相应优惠,但企业还未拿到相应的优惠。”
西部某养老机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淼则对资金的挤占表达了不满,他认为地方政府发展主导产业存在资源倾斜。有限的资源被部分产业挤占。很多类似衣食住行的传统行业支撑着经济,但政策的减费降息经常不会落到这些产业身上, “无论是贷款还是资金配套等都优先去了新能源、智能化相关企业。我不是说新能源与智能化不好,但传统企业同样也要生存,要给我们留生存空间”。
汪志坚则表示,发展“数字经济”曾被定为江西省的“一号工程”,但先锋软件集团却并未因此感受到资金的倾斜。除了贷款利率压力之外,最令他担忧的就是政府的牵引是否存在隐患。
在他看来,信息化建设主要依赖投资拉动,如果政府资金出现问题,整个产业链将受到明显影响,“数字经济无非是三块,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与政府数字治理。对于江西当地来说,政府更多的是关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即产业数字化的内容。具体而言,类似工业互联网、数字乡村等等都是政府主导拉动,如果政府资金难落地的话,后面一系产业都会受影响。”
长三角一家不愿具名的企业负责人谭宇宏介绍,该公司是集炼油、化工、化纤产业于一体,批发、零售业务全覆盖的综合型石化企业。上半年企业有效应对国际形势复杂、原材料价格震荡、终端市场疲软等不利因素,保持安全平稳生产,努力挖潜增效,经营形势相对平稳,实现微盈。
谭宇宏表示,当前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安全环保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制约。受大环境影响,地方对化工企业相对排斥,“一刀切”误伤合法合规企业。与此同时,内外需低迷,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对供应链造成持续冲击,导致企业产品终端市场价格疲软。
“化工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实地调研,对安全基础扎实、环境风险可控的园区外企业实行差别化政策,不搞关停一刀切。”谭宇宏说,同时期望政府鼓励化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投资发展,从项目审批、要素保障、企业转型升级、财政金融等方面制定支持政策,加强产业、财政、金融、土地、能源、生态环境、安全生产等方面政策协同。
在谭宇宏看来,在营商环境方面,也存在过度问责机制导致政府部门不敢担当、不敢作为现象,企业为应付检查牵扯了大量的精力;税收政策和社保支出也给企业造成了较大压力。
长三角某自动化控制企业负责人蒋斌直言,自己企业是10年前从老城区搬至现在的开发区所在地,“当地政府关心企业、支持力度很大,跟原先的老街道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老区、一个是新区,新的团队、面貌、形象不一样。老区不缺企业,也不愁企业搬走。”
“感觉做企业经营特别累、特别难,因为市场环境、政策导向和法规不断变化,企业始终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对未来心里没底,导致经营者无论是投资、经营还是消费都非常谨慎。”董琦说,以化妆品行业为例,过去5年中,法规有两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企业对所有产品从头做了两遍。虽然相关部门给了企业一些时间准备和调整,但调头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企业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这些不创造价值的工作,消耗很大”。
事实上,尽管政策之门打开,许多企业想要上马项目,但审批“时间过长、要求高”成为一道隐形壁垒。
面对冗杂繁琐的审批手续,长三角某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及其外输管道项目投资人张建明感触颇深。他向记者介绍,其投资预算超过100亿元的大型项目投资申请和建设进程长时间停留在审批环节。
张建明表示,早在2019年,就已经签订了投资协议。然而,由于项目投资巨大,一些主要审批手续都在国家部委,项目施工前需要得到国家发改委核准。然而,受疫情影响,该项目在当地的审批及其他工作始终无法进行实质性推进。
张建明介绍,对于LNG接收站项目而言,从项目开工到正式接收天然气最快需要两年半。在这之前,还需要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选址报告)、后方接收站库区用地,码头及航道区域的水文、测量、勘察,以及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等一系列工作,这也需要两年。
张建明坦言,前期开展这些工作已经占据了大量沉没成本,然而项目能否走完审批之路,仍然是个问题。
“从经济效益上看kaiyun全站人口,早一天开工,早一天运营。” 张建明说,按照项目初始预计,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达到数百亿元的销售额,给地方纳税达数十亿元。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说,项目对于国家能源储备也有积极作用。
为推动项目落地,公司已经向所在地政府汇报申请在项目所在地支持工作专班,以方便协调统筹安排各参建单位工作。
近年来,地方政府投资科创项目和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以深圳、合肥为代表的各级、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随着扶持硬科技的政策方向越来越明晰、坚定,利用各类引导基金投资科创,成为各地助推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采访中,《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发现,获得政府引导基金的持续支持,正成为不少企业家的期待。
蒋霁菲所在公司的主要投资集中在锂矿资源的获取,储能系统集成研发及其产业化建设,储能市场培育。
蒋霁菲表示,公司作为储能行业的龙头企业,“希望政府加强对新能源及储能相关的鼓励政策,政府引导基金向民营企业倾斜。基于行业的发展,出台更有力的政策引导产业健康发展,如鼓励储能通过共享、租赁、调峰等方式加大执行力度”。
湖南翔龙飞机有限公司(下称“翔龙飞机”)是一家以通用飞机研发、制造和销售为核心业务的高端制造企业,核心团队和研发人员大部分来自北航、西工大和南航等顶尖航空院校。目前,翔龙飞机形成了从设计、研发、试验、适航、取证到生产制造成体系、成建制的核心优势。
翔龙飞机董事长周世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希望当地政府也能学习深圳、合肥等地政府,在金融扶持政策上大胆创新,引入市场化投资机构,设立省、市、县三级或市、县二级通航产业发展基金,由市场化投资机构担任基金管理人,并按市场化原则对公司项目进行投资管理。
在周世忠看来,“政府产业基金的投资,将拉动通航产业的发展,为公司估值融资赋能。同时,也能推动当地依托通航产业园促进通航运营、科普研学发展,这将极大带动通航文化、旅游的崛起,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采访中,多位企业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看重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的规划,产业引导基金的投资能够保证产业规划方向和产业政策的连续性。
“硬科技没办法完全通过市场来解决,政府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就算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和欧洲,很多硬科技,也是靠政府投资扶持。”
《中国经济周刊》调研数据显示,谈及目前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的主要问题,多数(46.09%)企业表示是疫情影响下市场前景不乐观、风险大。另有占比24.35%的企业期待惠企政策,认为扶持政策力度不够。位列其后的原因包括融资难、利息高、人才动力供给不足、土地供给不足、环保压力大等。
“这个夏天格外冷。”上海叁陆伍投资集团董事长王仲辉叹了口气说,在他关注的投资领域如智能制造、环保医疗、大消费等行业都在萎缩,“股市、汇市、房市,三杀。投资没了信心,现在太需要强有力的刺激了。”
重庆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笠的业务范围还涉及私募基金,他表示,现在二级市场投资很难做,他已经多年没有扩大自己私募基金的规模了,“一直维持在二三十亿的规模,无论如何我首先要保证投资安全”。
中国黄金重庆负责人也不禁吐露心声:“重庆市场热闹是热闹,但消费力较弱。”
“主要还是受制于市场环境,整体制造业的景气度其实还是比较一般。”浙江某铜业企业负责人李天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铜的下游广泛,房地产相关行业多,如建材、电线电缆、管道阀门等,受房地产影响很大。此外,还有一些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资金运营压力较大,无法接受账期较长的订单,这也影响了整体的订单量和营收规模。下游产能萎缩,企业作为供应链前端也会受影响。
“现在还是需要建立恢复对未来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整个市场形势上,如果说下游依然是这样的状态,我们的信心也没有办法很快地恢复。其实,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势,对国家的宏观预期,还是保持强有力的信心的。但短期内需要政府出台更多实在的惠企帮扶政策。”李天说。
李天希望,宏观政策层面能否出台更加实际,不单单针对某个行业或企业,而是在税收、融资以及企业的实际困难(如职工子女的教育、落户)等方面出台利好政策。
谈及激活市场需求,李天认为,进行大型基建投资可以短期拉动市场,但根本上可能需要某一行业能替代房地产,至少在一定比例上替代房地产,带动各行各业发展,“这个还是很考验政府智慧的,确实是挺难的一个事情”。
某国产高端美妆品牌企业相关负责人董琦则表示,公司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调整、收缩,主要是收缩不盈利业务和亏损业务,这势必会影响企业发展。因为有些业务在孵化期,现实迫使企业不敢继续发展这些业务,担心经济环境会越来越不好,最终选择了全力做好主营业务,先确保企业生存,结果影响未来业务发展。
怨天尤人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在市场中“披荆斩棘”闯出一条道路的企业家们,正抱着“谨慎的乐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出路。企业普遍在困难中积极进取,或积极开拓内外市场,主动推动转型升级;或延伸产业链,寻找新的增长点。
尽管不少企业表示上半年经营业绩恢复不及预期,但对于下半年形势的预判,多数企业表示乐观。不少企业认为,政策的落地有个过程,下半年会有转折点出现。特别是大型企业,对于下半年经济回暖颇为笃定。
民生能源集团是常年排在重庆民营企业榜前五的企业,其董事长薛方全认为,从重庆的情况看,主要是重庆政府主导国企投资在拉动增长。上半年实体经济涨幅不大,但他对下半年信心满满。“我们已开了半年经济工作会,对上半年工作做了总结,对下半年工作做了规划,我告诉员工们要对下半年、对自己有信心。”
“特别是一些大平台公司的债务问题,这让我看到了解决的希望。一些债务可通过巧妙的方法进行延期,这就增加了投资的信心。所以我才敢说过了9月份,国内经济会有很大的回升。” 薛方全说,此外,针对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国家也出台了相关促消费政策。
薛方全所说的“债务解决希望”,是他一直关注的《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该办法自7月1日开始执行,“对于债务进行分类的办法就是对所有企业的一针强心剂,我也在半年会议上重点宣布了这个天大好消息。上半年未达到预期,只是过程未到,假如上半年只达到增长10%,下半年达到增长30%,平均全年依然能达到20%增长。我相信上半年是在汲取力量,下半年将进行释放。”
薛方全还透露,民生能源集团在天然气业务领域,在下半年计划扩建两条新管道,增加业务规模。
邮轮行业的周琢也同样信心满满:“长期来看,我们依然看好市场。目前邮轮旅游主要问题还是在于太小众导致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如果内河码头的陈旧设施可以翻新,码头上老人儿童的安全保障设施、电梯等安齐全,我相信我们能增长更快。”
先锋软件汪志坚同样觉得经济增长点一定会出现:“数字经济是国家都重视的发展方向,现在只是政策的滞后,消化这些政策需要一个周期。我们很有信心,不然我们为什么敢投资30亿在井冈山地区?当然,如果能有政策倾斜给井冈山地区,帮助老区留住人才,那我们能把当地建设得更好。”
重庆市仁德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三更是信心满满:“我相信党的智慧,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爱看党史,因为在党史中,我能感受到信心。我相信跟以前一样,党和人民政府一定能带领我们克服困难。下半年我计划扩大业务,接更多新楼盘。”
分化加剧确实反映了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复苏肯定不是一帆风顺,这时候凝聚发展共识、提振发展信心就显得尤为重要。
“信心其实来自市场和大家,你看过年后其实大家都信心满满,但好像过了两个月就泄气了。我觉得社会舆论方面还是要把氛围做起来,政府也要采取一些切切实实的举措帮扶企业做事情,这样才能真正帮大家去把经济搞上去。” 在佛山经营陶瓷企业王婉蓉说。
王婉蓉也觉得目前扶持力度还是不够,“希望之前的降房租、社保补贴、减轻税收这些能继续,继续给大家来个优惠,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江苏一家高端装备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负责人朱樊亦认为,政府应当高屋建瓴、合理规划,采用相对积极的经济政策,以合适的方式拉动经济稳定复苏增长,增强制造业信心。他建议,对制造业企业推进高新产品业务,从资金扶持、鼓励下游客户更多使用国产化品牌等方式,帮助相关企业不断提升高端产品国产化比例。
“我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是在国家大的经济环境下生存的,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国家的经济舞台就是我们的创新舞台。”奇安信董事长齐向东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对所有企业来说,想要做到既敢大胆地投入创新,又能风险可控,关键在于一条把准国家发展战略的脉搏。奇安信正是如此,公司成立于2014年,而2014年是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领导小组(现在更名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和中央网信办成立的年份,是政府开始大力发展“互联网+”的年份。
“创新如果和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那么,你投入得越多,你未来收益就会越大,创新的风险就会降到很低。”齐向东说。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婉蓉、刘俊、陈小小、蒋霁菲、张锦程、蒋斌、宁丰、陈泉、胡军、朱樊、曹虎、董琦、汪淼、王明、林笠、张凤、郭小川、谭宇宏、李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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